仲裁协议独立原则的理论及实践纷争

时间:2016-09-07 编辑:莹莹 手机版

  仲裁是指由双方当事人协议将争议提交(具有公认地位的)第三者,由该第三者对争议的是非曲直进行评判并作出裁决的一种解决争议的方法。今天,YJBYS小编特意为大家搜集整理了仲裁协议独立原则的理论及实践纷争的相关内容,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仲裁协议独立原则的理论及实践纷争

  仲裁协议独立原则自产生以来已得到了国际条约及各国立法的认可。从国际层面来看,《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16条第(1)款明确规定:“仲裁庭可以对它自己的管辖权包括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或效力的任何异议,作成裁定。为此目的,构成合同一部分的仲裁条款应视为独立与其他合同条款以外的一项协议。仲裁庭作出关于合同无效的决定,不应在法律上导致仲裁条款的无效。”显然,该条将仲裁协议独立与管辖权/管辖权两项原则合并在一个条款中。1965年《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第41条第1款及《欧洲国际商事仲裁公约》第5条均有相关规定。此外,《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在第21条对该原则加以了规定,也是将上述该两项原则合并规定的:仲裁庭有权对其缺乏管辖权的主张进行裁决,包括是否存在有效仲裁协议或仲裁条款。并且,进一步指出:尽管仲裁庭认为主合同无效,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不自动无效。

  从各国的立法实践来看,不少国家的国内法明确规定了仲裁条款的独立性,并将其上升为一项必须遵守的法律原则,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以美国和英国为例,尽管在美国和英国的判例法中并未完全接受“管辖权/管辖权”原则。正如美国法院所指出的有关可仲裁性的范围以及仲裁条款有效性的争议应由法院来决定。而英国法院则含糊地认为仲裁庭可裁定其是否对争议有管辖权事项,但最终决定权却在法院。美国和英国均出现了采用仲裁协议独立原则的典型判例,包括美国最高法院1967年审理的著名的“首家涂料公司诉弗拉特和康克林公司”案(Prima Paint v. Flood and Conklin Mfg Co.,下简称首家涂料公司案)和英国上诉法院1942年审理的海曼诉达文斯(Heyman v. Darwins Ltd)案。美国司法实践中适用仲裁协议独立原则还可见于下列Primex International Corp. V. Wal-Mart Stores, Inc 案例:该案中,W与B在几年里共签订了3项买卖合同,由开设连锁商店的W作为卖方向买方B供货。在前两次的合同中含有仲裁条款,而第三次合同则重复了前两次合同内容,并将有关合同实质性条款合并到第三次合同中,但没有包含仲裁条款。后来,W就有关合同争议在法院提起了诉讼,其认为B在三次合同期间的交易中存在欺诈行为,而在最后的一次合同中并为含有仲裁条款,因此,此项争议可以由法院行使管辖权。但法院认为:尽管在第三次合同中合并(“Merger”)或取代(“Supersede”)了前两项合同的实质性条款,但是,基于仲裁协议的独立性,这并不涉及在前两项合同中的仲裁条款,除非双方当事人在该合同中明确表示其仲裁的意愿。因此,法院认为,就前两项合同争议而言,应由仲裁庭解决,法院则有权对第三次合同争议进行审理。

  尽管仲裁协议独立原则已作为一项国际上普遍接受的重要原则,但对于仲裁协议独立原则是否适用于一切场合,即在某些情况下,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是否在主合同无效的情况下仍保持其效力?各国的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着分歧。有些国家认为:仲裁协议独立原则的适用存在着某种限制。在1961年美国法院对Exercycle Corporation v. Maratta案判决中,法官曾列举了仲裁协议独立原则适用的4种例外:

  1、 在合同因胁迫或欺诈而签订的情况下,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无效;

  2、 合同当事人之间不存在缔约的善意。

  3、有关要求仲裁的履行事项为法律禁止,即违背“公共政策”。

  4、提交仲裁的先行事项未履行。

  上述观点也反映了在仲裁协议独立性问题上理论界普遍关心的问题。下面,就上述各类情况逐一加以分析:

  首先,在合同因胁迫或欺诈而签订的情况下,应如何认定其中仲裁条款的效力?尽管美国的“首家涂料公司”一案中最终由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创立了因欺诈而签订的合同中,仲裁条款仍然有效的判例,但先前审理此案的布来克(Black)法官的论述却反映了对该案的不同观点,他指出:“法院认为,合同在欺诈取得情形下的有效性问题由仲裁员来决定与其决定在有效合同下的争议问题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如果合同是通过欺诈手段获得的,那么,除非被欺诈方当事人选择认定合同存在,合同本身根本不存在,没有东西可供仲裁。”从美国早些年一些地区法院的判例来看,也存在推翻前面判例的情况:认为在有关主合同无效(Null and Void)的情况下,仲裁条款也归于无效。而在早年的英国和澳大利亚曾有过类似的判例:当主合同不存在(non-existence)或自始无效(invalid ab initio)的情况下,仲裁条款无效。

  然而,近年来各国的立法和实践却在该问题上表现出一致的宽容态度。如英国1996年仲裁法的实施使得仲裁实践中对“自治原则”予以了更多的支持,印度1996年“仲裁和调解法案”(Arbitration and Conciliation Ordinance 1996)也肯定了仲裁协议独立原则在该情况下才被认同和采纳。就最近的判例来看,英国上述法院在其对第二海港法院案(Harbour II Court)的判决中,扩大了在因欺诈而导致自始无效的合同中仲裁协议独立原则的适用。在美国一些联邦初级法院和州法院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与“首家涂料公司”案相类似的判决。除了判例的作用,法院判决达到如此统一还基于非常实际的理由:一方当事人很容易提出另一方当事人存在欺诈动机。如果合同中仲裁条款的有效性很容易基于此种理由被认定为无效而始仲裁被拖延或取消,那么快速简便地解决争议的期望就会落空。特别是在“欺诈”很容易被提出而很难得到证实的情况下,当事人这样做其实是为了逃避仲裁。美国上诉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均认为根据美国联邦仲裁法,仲裁条款应从其所置身的合同中“分离”(separable)出来。从其有关判决来看,将合同通过欺诈取得和仲裁条款通过欺诈取得区分开来,只有在充分证明仲裁条款本身也是通过欺诈取得的情况下才能认定其无效。在此中情况下,应由法院来认定仲裁条款的有效性。在该种情况下,仲裁协议独立原则不适用。

  其次,合同当事人之间不存在缔约善意的情况,也与上述第一种情况相类似,与合同存在欺诈的情况一样,从目前各国的理论及实践来看,此两项例外已被诸多判例所否决。

  第三,仲裁事项违背“公共政策”的情况下仲裁条款的效力问题目前仍是理论上争论的焦点。特别是对于何种事项属于“公共政策”范围,需要严格予以认定。美国法院审理的Belship Navigation, Inc V. Sealift案是其中一典型案例。该案涉及一项租船合同被认为违反有关法律而自始无效(void ab intio),因为该船只被认为属于古巴政府,尽管如此,其中的仲裁条款确被认为有效。因此,所有基于该无效合同引发的争议被认为具有可仲裁性。

  Belship是一家利比里亚公司与纽约一家公司Sealif签订合同,Belship公司欲将船只租让美国公司,合同中包含仲裁条款。根据合同,Sealift将有关款项通过电付给对方。然而,第二天,古巴的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 OFAC”阻止了这项交易,因为该船只属于古巴政府所有。Sealift被告知其交易违反了古巴的资产管理法案(Cuban Assets Control Act),因此,合同是无效的。尽管双方当事人均认为租船合同自始无效,然而Belship则认为根据美国联邦仲裁法案第4节规定,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有效,并列举了1967年Prima Paint Corp.V. Flood &Conklin Mfg案的判决,认为该案也符合Prima Paint案中可予仲裁的两种情况:一是双方当事人有仲裁意愿,二是提交仲裁的争议事项包含在仲裁协议中。Sealift认为如在此种条件下认为仲裁条款有效则违背了1958年《纽约公约》第2条第3款之规定,该条指出争议应提交仲裁除非证明合同在一开始就是无效的“null and void”。然而,受理该案的美国南方地区法院驳回了Sealift的主张,其认为“租船者”(charterer)在合同中表明当事人对租船无效时提交仲裁事项加以限制的企图。法院指出“null and void”一词用在公约中应作非常狭义的解释以促使仲裁协议的有效。因而,法院认为基于仲裁协议并非无效,因此法院判定该案可提交仲裁并非违反美国联邦仲裁法案及纽约公约的相关规定。此外,该案涉及的另一问题是有关“公共政策”的问题。尽管Sealift最后还辩称如果判决仲裁协议有效的话,会违反美国有关禁止与古巴交易的法令,而这涉及到美国的公共政策。而《纽约公约》允许缔约国在违反国家公共政策的情况下,拒绝将有关争议提交仲裁。而在此案中,法院则认为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应为促进国际仲裁协议的有效,而对古巴的禁运则仅涉及“国家政策”(national policy)

  第四种情况目前通常发生在侵权领域,在某些特殊领域仲裁尚为一种新型的争议解决方式。如,在被侵权人未加入保险的情况下,将有关案件在提交仲裁庭决定其当事人的责任和损失之前,应先由法院确定侵权人是否加入保险。美国的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Corp. V. Norkin Plumbing Co案件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该案中强调了仲裁的法定先决条件与合同先决条件之间的区别。法定条件当然应由法院决定,而对合同先决条件而言,则应进一步查明仲裁条款为广义或狭义的条款。如果仲裁条款是狭义的,则表明当事人并非愿意将一切争议事项提交仲裁,而仅限于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所指明的事项,该种情况下的先决条件应由法院认定。而若仲裁条款是广义的,则通常由仲裁庭认定有关先决条件是否符合,除非合同中明确规定该种认定应由法院作出。

  必须注意的是法院在裁决时应注意考察先决条件的目的,看其是否与案件有关。如在一项涉及建筑合同的争议中规定了仲裁条款,然而有关工程的进度并未包含在仲裁条款中,而是要求该类问题应首先由项目的设计师解决。在项目完成两年后,发生了是否业主的拖延使得建筑商受到损失, 建筑商将此案因为,此案中提交设计师解决的目的是避免工程中的拖延,而显然, 在工程已经完工的情况下, 工程进度由首先由设计师解决的问题不应再成为提交仲裁的先决条件。在此情况下,仲裁庭仲裁的事项还应包括工程进度是否拖延的争议。

  总之,随着各国对国际商事仲裁支持度的加强,关于对仲裁协议独立原则的限制越来越限于理论层面,在立法和实践中则逐渐趋于统一:在基于不同原因而产生的无效合同中,尽可能保持仲裁条款的有效性,促使争议最终通过仲裁途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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